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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军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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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1 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 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 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 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 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叫“钻天燕”,慕名来找他医马,他手到病除,名声于是大噪,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他从小就跟父亲进赌场,早已沾染上这一恶习,所得钱财大多赔折在内。有一次,他输到心头火起,便一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掷于案上作注,赌友们大惊失色,忙把钱全数还了给他。

  甲午战争期间,他浪迹于辽西一带,常为宋庆的毅军部队医马,以此投入军旅,在马玉崀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因为熟知马性,精于骑射,不久提拔为哨长,白马红缨,春风得意,娶了当地乡绅赵占元的女儿。但他这一段行伍生涯很短,不久中国战败,毅军回防直隶,他即留在了辽西。当时国家新败,奉天首当其冲,散兵游勇与到处抢劫,乡间几无宁日,各地遂出现“保险团”的组织。保险团并不同于团练军:团练军是准官兵,是朝廷允许和鼓励创建的地方自保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团练军发展壮大而来的;而保险团以收取保险费作为保护乡民的条件,事实上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谓之“胡匪”或“绿林”,向为朝廷所禁止。大致说来,保险团有似梁山泊,依盗贼而自壮;团练军好比祝家庄,赖官府而图强。

  然而,保险团的表现也各有不同,这正如《水浒传》中的“四大寇”,宋江是“替天行道”,方腊、田虎、王庆则是穷凶极恶之辈。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资助下,拉20多个弟兄组织起了保险团。他这个“大团”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不仅能保境安民,且能抵御外侮,是个合格的小梁山泊,受到了乡民的称赞和信任。然而,他虽是个合格的“宋江”,相邻地区却有更多的“方腊”、“田虎”、“王庆”。比如,附近中安堡有个大团,首领叫金寿山,手下100多人,控制20多个村子,在小王国内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最后,中安堡的乡民只好求助张作霖。张替天行道,马上去把金寿山给赶走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27个村子,手下兄弟增加到40多个。不想金寿山不肯善罢甘休,趁大家过年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张作霖落荒而逃,他的好兄弟汤玉麟和孙大虎背着他的妻女随他逃出,其余兄弟也逐渐来会合。他们稍做休息后,决定去高坨子投奔绿林前辈冯德麟。冯德麟手下有千余人,是辽南规模最大的保险团,而最难得的是他打出了杀富济贫的大旗。

  但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缘分还未到,他途经八角台时,遇到了一个独具慧眼的秀才张程九。张程九是八角台的乡绅,在当地属于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认为张作霖北人南相,言谈不俗,有心要留住他这个人才,便将张作霖的40余人编入了当地的保险团,并由张作霖做头把交椅,原来的头领张景惠作副。他们虽实为绿林,却也自称团练,故张作霖此时的徽号是“团练长”。此时,他有了70多个弟兄,并有了一个富庶的商镇八角台作大本营。

  《辛丑条约》签订后,地方局势渐渐平复。张程九是个读书人,他以团练的标准去衡量“保险团”,认为既然局势已经稳定,团练就该解散。可他又无从安置这生龙活虎的百十号人,遂去拜见新民知府增韫,表示愿将团练交给政府。增韫听他对张作霖赞不绝口,很感兴趣,便招来一见,结果他一见张作霖聪慧儒雅的样子便很喜欢,马上便答应收编。恰巧此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深以“胡匪”为患,正令张锡銮派员招抚。因此,张作霖之“受招安”是十分顺利的。

  可有一点他与宋江一样——受招安后,就得征方腊。他得到官府的支持,在八角台招兵买马,大量收编绿林队伍,如张作相、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等均来投奔。此时,他已有400弟兄,乃正式受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他任帮带,统率五哨人马,仍驻八角台。翌年又升任管带,移驻新民府,奉令剿杀各绿林山头,如王六哨、杜立三等均覆没在他的手里。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1874-1939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有时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然而他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次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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