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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钱学森》:关于这位“航天之父”我们了解的只是皮毛

  其实,钱老在世时电视台就已打算为他和蒋英先生拍摄传记片,甚至连摄制组都已经成立,但钱学森夫妇硬是拒绝了。

  因为钱老早就给自己定下了“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作传记,不出席应景活动,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不上《名人录》等。

  所以,这部6集的央视纪录片,包括了钱老极其罕见的采访录像,更显得弥足珍贵。

  钱学森,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德高望重的人民科学家,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巨匠,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看过这部纪录片,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所了解的钱学森,仅仅是他一生传奇的皮毛而已。

  我们习惯用一些至高无上的重量级头衔来形容这位天才,比如: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

  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透露,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

  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曾这样评价:“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作为近现代中国名气最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却从未以功臣自居。

  说起浙江钱氏家族,那还真是了不得。在家训“进贤使能则国强,光学育才则国盛”的影响下,钱氏满门皆才俊,出现了无数科学、艺术领域的人才。

  钱学森的父亲钱钧夫,身为教育厅厅长,非常重视独子钱学森的教育,所以并没有把他送到私塾,而是让他从小接受现代化教育。

  钱学森3岁就来到北京,在北师大附小、师大附中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这一段经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巧合的是,钱学森大概读五六年级时,也在北师大附小任教,虽然没有直接教过钱学森,但多年后见面,钱学森还是尊称为老师。

  从小就被誉为神童,长大后,钱学森更是示现出过人的天赋。高中毕业的时候,数学老师希望他成为数学家,国文老师希望他当作家,钱学森母亲希望儿子学教育,以后子承父业,而有的老师则认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应该当音乐家,或者画家。

  然而,生在内忧外患、饱受屈辱的中国,影响了钱学森的志向。他从心底渴望成为一名科学家。

  父亲认为,实业救国是条好出路,拿定主意要让儿子成为工程师,所以钱学森去了当时最好的工科学校——交通大学。

  现在流行的词,叫“学霸”,而那个时候的钱学森,完全就是“学神”。在人才济济的交大机械工程系,钱学森依旧能保持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这在当时并不容易。

  原本,父亲只是想让儿子有一份不错的差事。但一二八事变刺激了钱学森:要想让祖国人民不受欺负,就必须先把航空工业发展起来才行。

  然而他在这里的学习却并不顺利。钱学森本身更偏向理论研究,而麻省理工着重培养的,却是动手能力一流的工程师。

  当时,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大师,美国空气动力学泰斗,正是加州理工的冯卡门教授。仅用一年时间取得硕士学位后,钱学森决定到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初生牛犊不怕虎,从东到西跨越整个美国,钱学森直接来到西海岸的帕萨迪纳,当面拜见冯卡门。

  1936年,这对后来的天才师徒第一次碰面,冯卡门立时被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异常敏锐的思路所折服。

  在这里,钱学森终于开始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长。这其中,恩师冯卡门的指引功不可没。

  事实上,冯卡门并没有完全把钱学森当学生看待。后来在自传中,他单独用一章来写自己的学生钱学森,把这位天赋异禀的奇才,看做是自己在学术上最亲密无间的伙伴。

  1937年,钱学森还参加了一个名为“自杀俱乐部”的小组,这就是后来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

  由于每天在学校里鼓捣炸药,实验室发生多次爆炸。但学校并没有给予处罚,而是让他们搬到7公里以外的山谷做实验,生怕他们把学校也给炸掉。

  1939年,钱学森获得加州理工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和导师合作研究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

  虽然话不多,也少与人来往,但钱学森在学校名气很大。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天之子”。

  他的传奇经历还不止于此。1942年起,钱学森在8年的时间内,甚至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获准参与研究美国一切最核心的军事机密工作,甚至在1944年的赴德科学考察团中,钱学森还是唯一持外国护照的成员。

  照片中的三个人,他们互为师生,却是军官与囚犯的天壤之别。普朗特为希特勒,冯·卡门为美国,钱学森为中国——他们分别为不同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7年,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回到麻省理工,成为这里最年轻的教授。和学生时代的不愉快经历截然相反,钱学森这次被封为上宾,且在极短时间内升为终身教授。

  1949年,钱学森又被任命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这是他赴美以来拥有过最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最大的信任。

  然而,1950年钱学森开始争取回国,这种美好生活很快被打破。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早就被怀疑是中共地下党,这即将归国的消息无疑给他雪上加霜。他被禁止参加任何机密研究,这是被变相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安全执照等特殊权利也随之被取消。

  FBI直接冲进钱学森家中,带走了他。13天后,蒋英去接回钱学森,发现他“脸色苍白,消瘦的不得了”,甚至已经失声,一言不发只会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出狱后的生活,更加艰难。钱学森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开始了5年漫长难捱的软禁生涯。

  关于这一段故事,很多人都熟知的版本,是钱学森如何克服重重阻力,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方面,因有嫌疑,美国司法部要将钱学森驱逐出境;而因钱学森掌握太多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军方又不让钱学森离境。

  我们都知道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的“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毕竟,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只想安安心心地做学术,从未想过会卷入这样的麻烦中。

  从此,钱学森每个月必须到移民局报到,行动也受限,连上街也有人监视,邮件更是经过重重检查,时不时还有陌生人闯入家中。

  美国人的想法,无非是想把这颗聪明但却属于中国人的大脑彻底耗干,耗到灯尽油枯,耗到钱学森掌握的知识理论已经完全过时。

  学神就是学神。尽管不能工作,度日如年,心情抑郁,但钱学森决不肯虚耗光阴。他花费3年时间完成了著作《工程控制论》。

  他无非就是要争一口气:你们不是不让我搞火箭吗?我可以不搞火箭,一样也能有成就。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1955年的一天,蒋英无意中从画报上看到了一张广场上庆祝五一劳工节的照片。在照片中,钱学森发现了父亲的好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

  他们想到了,可以先把求救信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然后由比利时寄给钱学森父亲钱均夫。

  蒋英还模仿孩子的笔迹写地址。夫妻二人跑到离家老远的一个黑人超市,趁人不备将信扔进信箱,居然就这样躲过了特务的眼睛。这封信漂洋过海辗转来到陈叔通手上,立刻就被送进中南海。

  信上这样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周恩来指示,立刻令外交部火速把信送到日内瓦会谈。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信件,美方哑口无言,只得同意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前往中国,然而这时,危险还没有结束。

  当时船到了日本,有人就开始故意引诱他们,说日本的东西便宜,想让他们下船购物。

  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1955年10月8日,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好友郭永怀归国时,钱学森写信赠言: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头一天。

  离开美国时,冯·卡门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万分惋惜,他不禁感叹,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奉送给了红色中国。

  在美国受到的屈辱,钱学森终身难忘,他表示:“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离开美国时,钱学森只有一个愿望:与中国人民一道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所以,钱学森的友人这样评价他: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归国不久,钱学森到哈军工考察。陈赓特意从北京前来,当面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的钱学森,回答的很干脆:“中国人怎么不行呢?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难道不能搞?难道比他们矮一截?”

  两弹一星,能让中国从此解除核威胁,安心发展成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从而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所以,从不轻易对人发火的钱学森,少有的一次气急,是因为听到了这样的言论:有人公然在会上表示,两弹一星花费了太多人力财力,不值得。

  钱学森这个从来不生气的人,居然气急了,憋不住发言:没有两弹一星,诸位,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开会。

  作为卓尔不群的科学天才,钱学森很有个性,有时候直言不讳,批评起人来也很严厉,“很多人都怕他”。有一次,一位北大副教授前来请教,钱学森也不叫他坐,看人家“站在那里像个小学生似的问问题”。问过之后,钱学森只回答,这个问题你还不懂?

  钱学森的秘书回忆道:“当时觉得有必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于是找准时机鼓足勇气对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怕你,人家也是堂堂副教授,你也不叫人家坐,还当着我,说这个问题还不懂,多叫人家下不来台,人有脸树有皮。钱学森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如果他认为是对的,他是不说话的。”

  工作中,钱学森更是一丝不苟,也不讲情面。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触点出现了问题,他立刻叫来负责人,一看,是位女同志,还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1956年10月8日,时隔钱学森回国一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负责火箭研制工作。

  五院的办公条件,艰苦到不可想象,科研人员甚至只能在南苑机场的机棚里办公,夏天暴晒,还要在铁棚里工作,那种酷暑是多么难捱。

  而且,艺高人胆大,关键时刻,钱学森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事实证明,他往往也是对的。

  比如,有一次火箭发射前,突然接到报告,说不能发射了。钱学森爬到发射塔看,箱体瘪了几个地方,但不严重。

  钱学森凭借从前在国外积累的丰富经验断定,圆柱箱体变形,发射的时候冲压,箱体会鼓起来,没问题。

  钱学森说可以,可大多数意见却是不行。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夜里十一点,马上就要到发射时间,基地司令员听了发射团的意见,不签字,钱学森就敢签字,认为可以发射。

  这种对于科学家充分的信任,让钱学森感激了一辈子,一直在说,老总真伟大。

  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和繁荣富强的美国相比,科研条件岂止千里之遥,这中间的巨大差距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适应的。

  然而,在美国能有学术成就,如今回到祖国,钱学森依旧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瞩目成绩。

  钱学森带领研制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这成为中国火箭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中国火箭技术从仿制走向了独立研制。

  毛主席71岁生日时邀请了钱学森,他被特意安排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喝了一杯茅台酒,说,想上天,请找钱学森。

  我国的发射基地,位于新疆罗布泊。试验发射,美国可以在海外基地,苏联可以在西伯利亚,中国却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且发射轨道还会穿过有人烟的地方,所以必须做到分毫无差。

  钱学森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来无影去无踪”,而且完全对家人保密。夫人蒋英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只知道他人还在中国。

  中国第一颗成功爆炸时,美国人断言,中国虽有,但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10年以后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但中国从研制成功,到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钱学森的功劳可想而知。

  钱学森研制的火箭,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晚年的钱学森,依然在学术上严格要求自己,甚至在70岁以后,又一次进入了学术高产期,不仅在航空领域,钱学森在建筑、文化艺术、地理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创作出《创建系统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一系列著作。

  钱学森自豪地对孙子说,上个世纪爷爷做的这点事,如果叫伟大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爷爷更伟大。

  伟大的爱国者,功勋卓著的科学巨匠,全能天才,学术男神……纪录片中,我们也彻底见识了钱老在生活中作为“典型理工男”的生动一面。

  比如,当年在麻省理工给学生上课,钱学森的课堂风格,简直跟《生活大爆炸》中的Sheldon有一拼,把学生们虐到欲哭无泪。

  每天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家玩了命地狂抄板书,而笔记完全不知所云。偶尔,钱学森会说“积分”或是“微分”,学生们赶紧把提示写在公式旁边,但没人知道他指的是哪个公式。

  钱学森的超难考题也是让学生们濒于崩溃。在他的课上,挂科还线分就已经是班级第一,而这位绝顶聪明的学生,最后当上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课堂上让学生们闻风丧胆,但大家万万没想到,生活中的钱学森其实“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有一次,航空系的研究生们战战兢兢地邀请钱学森共进晚餐,本以为会被怒怼,出乎意料的是,钱学森“相当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他是平易近人的。”

  不仅是对学生,与夫人蒋英相处时,钱老的理工男做派也让人哭笑不得,却也显得尤为可爱。

  1947年,蒋英去美国与新婚丈夫钱学森会合。婚后第一天,两个人在一起吃了早饭,钱学森站起身来说,那我走了啊,晚上再回来,你一个人慢慢地熟悉吧。

  蒋英独自在家待了一天,好不容易等到晚上钱学森回来,带她去外面吃饭。回到家,钱学森泡了杯茶,对蒋英说道:回见,回见!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教育家。钱学森和蒋英的父辈,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莫逆之交。

  钱家只有钱学森一个儿子,而蒋家有五个女儿。有一天,钱妈妈看到蒋妈妈的五个女儿,十分羡慕,于是提出要求:能不能把一个女儿给我养?

  蒋妈妈答应了。钱妈妈格外喜欢活泼美丽的三女儿蒋英,于是蒋英来到钱家,成了“钱学英”。

  然而幼时的蒋英,对这位比她大8岁的“哥哥”印象并不好。回忆中,似乎他总是爱一个人玩,并不喜欢哄小妹妹。

  没过多久,思念父母的蒋英回家了。从此,两人只见过一两次。一直到了1947年,钱学森回上海探亲,依然孑然一身。钱钧夫拜托蒋英姐妹,让她们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蒋英一口气介绍了两个,一左一右,坐在钱学森旁边。

  虽然方式“奇葩”,但对他心存好感的蒋英,终于招架不住两个回合,就同意了钱学森的求婚。

  “那时,我从心里佩服他,他才36岁就是正教授了,很多人都很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这对贤伉俪堪称天作之合。在外人看来,钱学森多少有些古怪。不苟言笑,朋友不多,只和个别懂音乐和画画的朋友来往。

  从小,钱学森对艺术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音乐和画画。他曾强调,“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而妻子蒋英,正是世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两个人的婚姻,堪称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总之,“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这样的相濡以沫,一直持续了62年。

  纪录片中,还有一段珍贵的家庭录像,那是1992年蒋英先生的生日:二位老人,幸福甜蜜依偎在一起。

  晚年的钱老,俨然成了大暖男。钱老经常打趣:“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晚年获得了很多奖,他曾诙谐地对蒋英说:“钱归你,奖(蒋)归我。”

  一次隆重的授奖仪式上,钱学森深情地对妻子蒋英表示感谢:“我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但我老伴是做什么的,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获奖了也不要忘记,老伴几十年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

  看来,顶级的理工男创造起浪漫来,也是无敌的:当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向夫人表白,还有谁?还有谁?

  如今,离钱老远去已近十年,而著名“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究竟何时才能有解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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