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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情报网

  解放战争初期,西北战场军队共计25万之众,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2万多人,兵力相差10倍多,装备更是天壤之别。然而,仅用了两年多时间,陕西境内大部解放。这其中,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中共中央情报部、三局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中共中央西北局属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情报网。

  1947年3月,我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于延安东北地区对军胡宗南集团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歼灭战,共歼敌1.4万余人,其中尤以首战青化砭至关重要。此战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已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而青化砭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则决定留在陕北。

  战前,我军5个旅埋伏在青化砭四周,敌军派出20多个便衣和一个连沿着公路两侧山梁搜索,竟没有发现我军的任何蛛丝马迹。更奇怪的是,行进中的敌第31旅旅部和第92团2993人进入的根据地丧失了起码的警惕。整个战斗持续时间不到两小时,陷于包围中的敌军显然没有困兽犹斗,包括旅长李纪云少将在内共2593人很快就当了俘虏。

  实际上,李纪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忻口战役中同八路军并肩战斗抗击日寇,与、八路军建立了信任关系,随后加入,成为我党隐藏在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当年,蒋介石部署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主席留守陕北,党中央和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将关键的第一仗选在青化砭伏击李纪云的第31旅,绝非巧合。李纪云作为我军的内应,毅然率部进入彭德怀预设的天罗地网,于我军而言,功不可没。

  青化砭战斗后,我军有意让李纪云伺机“逃脱”,辗转返回南京。然而,李纪云此后再也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一直在上海和南京赋闲。

  青化砭伏击战后,胡宗南发现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于是调集11个旅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企图截断黄河渡口,然后向左迂回包围西北野战军于子长县附近。之后,很快发觉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地区集结,胡宗南遂令其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企图消灭我西北野战军。

  胡宗南这一作战命令被我三局的侦听电台成功截获。1947年4月11日,致电彭德怀、:“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彭德怀排兵布阵,又在羊马河为敌第135旅布下了一个“口袋”。此役,西北野战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第135旅4700余人。

  如果说羊马河战役是根据三局提供的情报指示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打的话,那么,蟠龙战役则是彭德怀、根据获得的情报向请示要打的。

  1947年4月27日,彭德怀、向报告:“董(钊)刘(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窑堡)市,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28日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那么,彭德怀、的军事情报是从哪里获得的呢?情报的来源是蒙定军领导的隶属于中共关中地委的西安军事情报组。

  蒙定军早在1931年就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打入杨虎城部队从事秘密工作,1946年又奉党的指示成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后派杨荫东打入军队。1947年春,杨荫东担任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部队后勤供应。杨荫东的到任,等于把该地区几十万军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甚至军事行动掌握到手。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获知胡宗南集中董钊的整编第1军和刘戡的整编第29军向绥德、米脂推进并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这一作战计划,而敌军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由整编第167旅守卫。杨荫东将这一重要情报转给蒙定军,蒙定军马上报告中共关中地委,关中地委则通过电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

  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围歼蟠龙敌第167旅的作战计划获得批准后,遂派出一支部队佯装主力北撤,诱敌北进,而集中主力4个旅攻歼蟠龙之敌。1947年5月2日,蟠龙战役打响,5月4日结束,歼守敌6700余人。

  从获取的情报数量和质量来看,西安情报处在解放战争中贡献最为突出,先后向党中央发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多达2400多份,计30余万字。特别是在宜瓦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战役中,西安情报处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为此,1947年10月,中央表扬西安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1948年7月,中央又表扬他:“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

  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和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获取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情报,这样机密的情报就连当时西北行辕主任都尚不知晓。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情报,作出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策。因此,中央和军队领导对王超北给予很高评价。称赞王超北:“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则说:“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王超北堪称我党情报奇才,与潘汉年齐名。因此,我党情报界有“南潘北王”之说。

  王超北一生传奇故事颇多,其中之一是把父亲留给他的16000大洋的遗产用来修筑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他亲自设计,在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今63号)院落,建筑了两个地下工作室和两个入口、3个出口、全长约200米的地下通道。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参观后感慨:这里比斯大林建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还高级。

  在特务、宪兵、警察林立的西安,王超北把电台设在政府主席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时,他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护送我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不便电传的大量情报。

  传奇之二是,王超北把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茂堂争取过来,成为内线,经党中央批准成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王超北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不仅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为保护古都西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第6军开进西安市区。王超北带着闵继蹇前来迎接解放军。闵继蹇原是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被王超北争取过来,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司令。有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做内应,解放军顺利进入西安市区。自卫队还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治安,保护历史文物和工厂、机关、学校、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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