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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他的六个夫人

  在第一代老革命家中,有过多次婚姻的并不在少数,这里确有其共性,或者说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造就的特殊性。在《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家乡的《刘氏族簿》中,忠实地记载了他一生的六次婚姻,然而,国人却不一定全然知晓刘少奇这六次婚姻中的恩怨情仇,对他一生的这六个女人,或许更是知之甚少。

  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几乎与不计其数的旧戏里的故事毫无二致。他19岁在宁乡读中学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的小儿子的心,在邻村说了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惟一要求,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周氏,后来并践诺,将自己与何葆贞所生长子,托给了周氏。

  1923年刘少奇与何葆贞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托刘少奇的前妻周氏抚养。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1933年3月,何葆贞被宪兵逮捕,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何葆贞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被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何宝珍,又名葆贞、葆珍,化名王芬芳。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积极参加,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因领导学潮被校方开除。经过学校党组织的联系,很快来到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何葆贞在这里认识了和杨开慧,并和夫妇住在同一个地方。

  1922年,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的板房里,、刘少奇走到了一起。刘少奇认识的同时,也认识了何葆贞。何葆贞是一个充满朝气,端庄秀丽的女子。谁都不难想像,24岁的刘少奇与何葆贞互相看见第一眼时的情形。同年10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何葆贞也被分配去安源工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任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1923年春,何葆贞加入中国。接下去的,自然与不计其数的新戏里的故事大同小异,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刘少奇和何葆贞在安源结婚,成为革命伴侣。

  1925年春,何葆贞惜别工作了两年多的安源,随刘少奇起程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战斗。从此,随刘少奇为革命多方奔走,四海为家。1925年5月何宝珍随刘少奇去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2月随同刘少奇到广州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10月与刘少奇同来武汉,曾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又随刘少奇辗转于华北、东北、上海等地,参加当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她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先后送他人代养。何宝珍任全国互济总会的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她的营救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3月被宪兵逮捕,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她机智地向敌人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狱中的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还常常利用难得的放风等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友,感染同伴。何葆贞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长子刘允斌,文革中被、长女刘爱琴当过童养媳、次子刘允若,三个儿女都有过悲情的跨国婚姻)。何葆贞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对于她的感情,如同对于杨开慧,至醇至浓。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终于暴露。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谢飞,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今海南文昌市)湖山区茶园村。她是谢德富第8个孩子,家人称她为“阿尾”。上小学时,父亲给她取名谢琼香。长征时,战友们亲切地叫她“阿香”。她与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

  由于家境贫寒,谢飞8岁上学,1924年考取海南公学,受到革命思想熏陶。1926年考入海南省立第六师范,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2月,在琼崖中学加入青年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琼崖特委和文昌县委的指示,回文昌县湖山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解放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儿童团,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谢飞的三哥谢冠洲任赤卫队指导员。谢飞为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湖山区筹办了夜校。谢飞受命办妇女平民学校,在她的教育启发下,姑娘、媳妇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妇女协会。谢飞和谢明珍等30多名回乡知青参加了赤卫队,挨家挨户动员华侨捐献,并收缴了原国民革命军散落在民间的大炮和,积极准备武装。1927年8月,加入中国,谢飞担任了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兼区委妇委书记、中共文昌县委委员。的爪牙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把火烧了谢家房子,并扬言要杀掉谢家老小。11月,为躲避敌人的疯狂屠杀,与家人一起流亡到荒芜人烟的小岛上。1928年4月,回湛江,后到香港,1928年10月,谢飞回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做秘密交通员。

  1928年冬,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南洋临委。谢飞临危受命,孤身远渡重洋,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新加波)和马共中央(马来亚)当文书、秘书。在此,谢飞就听人说过刘少奇。宣传部部长徐大红告诉她,中国农动的著名领袖是,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李立三和刘少奇。1930年3月底4月初,在马来西亚中央秘书处工作。1932年1月谢飞奉命回国,先后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工作。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前沿,以超凡的胆略、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周旋。1934年到江西苏区,在一次开大会时,见过刘少奇,但总是离得远远的。长征途中,她又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但颇不以为然。她与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说:“这个人讲话可重复了,重复好几回。”陈说:“人家是工人运动领袖,讲话重复几句算什么?”不久,谢飞在急行军中有些吃不消,约了另外三个女红军,找到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找一个民夫挑行李。这一次她与少奇是“既见面,又讲线年夏天,谢飞秘密到达瑞金。这年10月,在错误路线万军队,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被迫进行长征。

  30名女红军随8万红军将士转移。她们个个是精英,最小的钟月林19岁,最大的蔡畅34岁,谢飞21岁。女红军编入卫生部干部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对于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谢飞在工农检察工作,自然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相关,联系自然多,请教自然多,争论自然多。刘少奇对这个快言快语的渔工女儿有了好感。顺水推舟,撮合成功,1935年10月,经介绍与刘少奇在延安结婚。

  谢飞回忆道:“一天,给我看一封信,是刘少奇写给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阿香,请大姐做媒。”谢飞看信后,往事涌上心头:在中央苏区就见过少奇;过草地时,和少奇第一次说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得到少奇的帮助,目睹了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心油然而生。如今,邓大姐提出婚事,她双颊飞红,害羞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几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李维汉和周恩来等10多位中央领导高兴地前来贺喜。她和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

  当时,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谢飞在工农检察部工作。谢飞经常陪刘少奇到工厂视察。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刘少奇去华北,加强北方局的领导。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理惠兴德成衣铺楼上。白区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生命威胁。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刘少奇运筹帷幄,管辖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黄河以北的各省市党的工作。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谢飞悄悄送上一杯新茶;少奇写的文章,谢飞是第一个读者;谢飞负责管理机要文件,传递信件,同时,精心保护少奇的安全。在少奇的领导、谢飞的协助下,华北抗日局面迅速打开,扩大了党的影响。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统管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有“小延安”美称,是我党的红色根据地。刘少奇于1939年1月抵达竹沟,立即组建了中原局。不久,从马列学院毕业了的谢飞奔赴竹沟,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协助刘少奇工作。后来,谢飞出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舒(城)无(为)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她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开办党训班、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谢飞是个干练、爽快、直性子,天性与事业心都很强的女人,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争执未决,少奇只得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下命令。深谙白区与红军严格纪律的她,未必无怨地服从了,但又是老婆又做下级的她,不甘心在刘少奇身边收受发发文件,一口气,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

  1940年秋,谢飞受少奇重托,渡江给新四军项英送信,由于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谢飞过不了长江,从此与少奇中断了联系。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少奇身边。谢飞与刘少奇也没有子女。

  此后,谢飞就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大众报》负责人。1941年3月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区党委党报负责人,中共浙东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四明山地委常委,中共三北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44年1月,调任中共四明地委委员。6月,调任中共三北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

  1945年9月,随军北撤,任中共华东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1945年12月,任中共华东局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47年1月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科长,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处长。1949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特委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同年6月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

  1949年5月,谢飞从东北调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1950年1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满腔热情为新中国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完成专修班的教育任务后,谢飞为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于1953年9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基础理论和宪法学研究生,继续深造。

  1957年2月,谢飞研究生毕业,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

  1968年3月,谢飞因刘少奇“问题”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但她坚持线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被无罪释放,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之灾,不久下放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劳动。

  谢飞是因刘少奇问题把她抓进监狱,无论是在监狱里遭受种种折磨,要他检举揭发刘少奇的问题,还是接受采访写文章,谢飞始终不渝地高度赞扬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从没有过有损刘少奇的文字与言行,其情感人。1978年11月,经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复查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1月,谢飞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1982年1月,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1982年6月,当选为中国法学会理事。1984年6月,年逾古稀的谢飞就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她曾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名誉会长等职。谢飞同志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1991年9月,为表彰谢飞对公安、法学教育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1983年7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91年,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2000年1月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2000年2月,谢飞同志离职休养。2013年2月14日凌晨5时57分,谢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王前,1923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一座古老而繁华的襄安镇。王前的父亲王先之是个开明士绅, 在襄安镇乃至无为县都很有名望。王先之有三个子女,王辉、王光和王前,他极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当时,,有钱人家都送孩子进私塾读书,可他打破常规,将三个子女全送进刚创办不久的位于镇北的襄川小学去接受正规教育,王前是家乡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第一个女孩子。

  1937年8月13日, 日寇进攻上海。上海很快沦陷。不久, 日寇又攻占南京, 威逼芜湖, 家乡无为危在旦夕。

  1939年5月2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师长罗炳辉等前来襄安视察, 襄川小学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同年8月底,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由皖南来襄安演讲,这一切都给师生们极大的鼓舞。襄川小学师生爱国热情高涨, 纷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王前在“ 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团”来襄安时, 毅然决然地跟随并很快加人新四军,被分配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

  1941年,日寇侵战无为, 由于王先之的子女当兵抗日,王前的父母双双遭日寇残酷杀害……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黄火星、傅秋涛带领约2000 新四军战士突围,北撤到淮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3月20日,命令重新组建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

  王前在“皖南事变”中,随黄火星、傅秋涛带领约2000 新四军战士突围后,仍然在重新组建的新四军文工团工作。

  一天, 代军长陈毅和参谋长赖传珠找到文工团长,物色一个可靠的文工团员,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护送一位“重要人物”前往晋中抗日根据地。文工团长依然推荐了王前。

  当时, 几乎所有铁路、公路和水上交通都被鬼子把持, 而且鬼子还不时派一些汉奸、特务像鹰犬一样到处搜查、跟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要想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 确实不易。

  陈毅和赖传珠 再三叮嘱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 并且将行动计划部署得非常周密可靠。

  临行前, 王前上穿粗布短衫, 下穿咔叽长裤, 手上拎着一个小包袱, 完全打扮成一副新婚少妇模样。出发前一小时, 王前才见到那位“ 重要人物” 。他四十开外,瘦高身材,和蔼可亲,身穿古铜色呢袍,头戴黑色毛皮筒帽,身后跟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提着一个烧香的香篮,衣襟上还挂着一串佛珠。

  她们3人化妆一家人,王前和重要人物是一对“ 夫妻” , 老太太是王前的“ 婆婆” 。同行的还有两位青年交通员, 他们专门领路, 沿途和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联系, 以确保安全, 并照料王前“ 一家” 。

  这年11月, 正是初冬季节。他们悄悄上船又悄悄离岸。一路通过了敌人水上、陆上道道封锁线。有惊无险, 终于顺利到达目的地。回到部队, 陈毅亲切地握着王前的手说“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代表根据地的军民感谢你。同时向你披露一个秘密你护送的那位大人物’就是新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当时, 刘少奇的英名早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传扬, 深受王前的尊敬, 从此, 刘少奇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机智沉稳的领导风范常在她脑海中浮现……

  1942年春的一天, 王前正和战友们在新四军驻地写宣传标语,,陈毅又突然派人来找她去见刘少奇。王前一进门, 就看见了刘少奇和陈毅。刘少奇急忙站起, 热情地说“ 王前同志, 上次多亏你护送, 辛苦了你, 由于事务繁忙, 也没很好地感谢你。”

  陈毅乘机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刘政委常独来独往, 确不方便, 又很危险。依我看, 你们不如假戏真唱,组成个家, 比翼双飞。”

  刘少奇同前妻谢飞很早就解除了婚约, 现在应该考虑重组个家了。但他想王前毕竟还非常年青,王前羞涩的脸脸颊红晕红到了耳边。王前并不在乎同刘少奇同志的年龄差异, 而顾虑自己同刘少奇在身份地位上的悬殊。刘少奇在党内党外享有崇高望, 而自己才出茅庐, 他能接受自己的爱慕吗?

  然而,就是这年农历三月初四, 刘少奇和王前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一个普通草房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1943年7月, 刘少奇受党中央之召, 准备返回延安。尽管党中央已电令有关方面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沿途护卫, 王前还是不放心, 要求一道前往。此时, 他们的女儿不满两岁,儿子还不满周岁。在延安, 他们住进了杨家岭窑洞, 同毛主席毗邻。窑洞生活, 给王前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刘少奇在延安又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自然“ 小家”顾及得更少, 但王前并无怨言。与此同时, 她还挤出时间做一些妇女和文艺方面的工作, 因而精神非常充实、畅快。这时候, 家庭生活无疑是美满幸福的。

  刘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那时候, 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蒋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已是赫赫战将的王辉、王光, 自然卷入这场同胞间的残杀。为此, 刘少奇要王前写规劝信, 劝王辉、王光弃暗投明,王前有些不大愿意,但还是写了。王辉、王光收信后回信, 口口声声要“ 效忠” , “ 杀身成仁” 。刘少奇感叹道“ 这是自绝于人民, 结果决没有好下场”。但王前对刘少奇的说法深感失望。后来,王辉在广西被共军围追击毙,王光随空军逃往台湾。王前更认为这是刘少奇指示对兄长的杀戮,产生了不满情绪。 针对王辉、王光的反动表现, 党内外一些人便对刘少奇有些微辞, 刘少奇承受了不小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后来, 一些风言风语直接传入王前的耳朵里,有些群众甚至回头对她吐口水,,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少奇所为。尽管刘少奇也对王前说“ 你们兄妹是走在两条道上的人, 把你跟你两个哥哥同样对待, 是荒唐透顶的, 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我们要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王前还是决定已定,坚决跟刘少奇离婚。

  在全国解放以后, 王前随第二任丈夫住进北京。刘少奇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王前心里无限欣慰。

  1966年7月18日, 从外地回到北京, 次日就宣布在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犯了方向、路线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月日起, 先后次接见。“ 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一下子在全国铺天盖地, 刘少奇被冠之为“ 叛徒、内奸、工贼” , “ 中国的赫鲁晓夫” , 成为“ 全国共诛之, 全党共讨之”的头号目标, 从精神到肉体倍受折磨。

  令人遗憾的是,刘少奇与王前的这次婚变被利用,畸形曝光,成为严重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当与王前出于不同的用心,又一同教唆已经成年的女儿作践刘少奇之后。刘少奇曾忿忿地说过,在他一生当中,对他身心伤害最多、最深的就是这个曾任他妻子的人了。1967年1月,刘少奇与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在王前的唆使下,据她的口述,刘涛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轰动全国的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为全党全国批判刘少奇提供了一重型炮弹,其杀伤力不亚于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是中共党内名副其实的敦厚长者。他与夫人康克清出于关爱少奇,并基于王前的情况,一心想为刘少奇找一个人品贤淑、禀性文静的伴侣,使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

  王健不爱说话,不爱谈笑,从不与人红脸,性情与刘少奇十分近似,朱德夫妇满以为他们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谁也不会想到,某些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婚姻无法成活。这段关系几天就结束了。刘少奇非常体谅、周到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为此,朱德夫妇深感对不住刘少奇,两年后,他们与其他同志,共同撮合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姻缘。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历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上高中时,她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参加了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偶然被北平地下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提高口语水平,为去美国求学打下基础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她到了延安;因为她的专长,她被安排在外事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认识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一切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参加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当中,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理想所替代。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那天,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地,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

  刘少奇率领中共工委途经晋绥,曾见过王光美等工作队队员一面,但是没有故事。连续几次婚姻挫折,使得刘少奇在这方面心灰意冷,解放战争一泻千里的大发展也使得他没有片刻闲暇。他的胃病在这个时期日益严重,人消瘦得非常厉害,以至千里之外,转战陕北的,都不得不经常通过电报,关心、询问刘少奇的体重、胖瘦问题。天下即得,百业待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早已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了。土改任务结束,回到军委岗位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为了革命事业,结婚了。

  或者说党中央与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要他们俩结婚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听来,无论如何都像是调侃,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大实话。王光美与刘少奇,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到一起,有着太多的偶然,也有着太多的必然。

  从1948年8月开始,刘少奇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以至人们可以从“文革”前夕的照片上看到,刘主席需要背带提着微肥的裤腰。

  王光美与她非凡的丈夫共同生活了20年,固然她体会过无尚的荣耀,但她为此坐了12年牢房。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几百个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议时,有一个女人没举手,那是陈少敏;在8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这就是王光美。

  王光美恪尽职守,不逾矩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她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她除了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再就是为中国的母亲们搞了一个“幸福工程”,尽其所能。王光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这一句之后,还要再声明一句:这绝不是阿谀奉承。因为,估计为数不少的人,如果没有亲自与这位被狂泼过墨水的女性直接接触过,恐怕真的很难很难把清华大学批斗会上那个挂着乒乓球的女人,从黑色印象中剥离出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能料想得到的遇上了,料想不到的也遇上了,悲剧远远超过喜剧。

  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除了这六次明媒正娶的婚姻,既便是“文革”那样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绯闻揭露。

  对于一个10年里可以被肆意诋毁的人,居然在他的私生活上再无谣可造,这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那个写“修养”论“修养”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在以“修养”立身的人,这与许多身后之名往往经不住两三年推敲的人物相比,是何其可贵。

  核心提示:身处逆境的刘少奇,最感痛心的还是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共和国将走向何方。王光美记得,一天刘少奇说:“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毛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为丈夫担心的王光美接过了话头:“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可我是一名员!”刘少奇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震撼了王光美的心。两天后,刘少奇就路线问题直接向主席请责,并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

  刘少奇曾被定为的接班人,在“文革”期间,与他的关系错综复杂,个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他身边最亲近的人——王光美最清楚。王光美陪刘少奇经历了从一位国家主席到含冤离世的曲折人生之路。他们共同生活近20个春秋,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他们的爱情朴素无华却坚如磐石,伴随着两位主人公波澜壮阔的人生,见证着共和国成长的曲折。

  她是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刘少奇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幸福工程中的“幸福母亲”……

  王光美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上世纪40年代初求学并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1945年辅仁大学理学部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

  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王光美作为这一大型扶贫计划的发起人多方奔走。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4天后,她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毛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历史是人民写的”

  喧闹的北京市中心百灵寺友谊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建国后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串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可是,奈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的羞辱与灾难。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等4国。出国前,外交部礼宾司特意给刘少奇与王光美定做了出国服装。出国访问期间,王光美穿着新做的旗袍,脖子上戴了一串在礼宾司借的珍珠项链,光彩照人,她那得体而不乏高贵的形象赢得交口称赞。然而,王光美的出色也为她在“文革”中的不堪遭遇埋下祸根。

  在缅甸时,奈选择在海滨与刘少奇会晤。两国领导人正式会谈时,王光美便来到海边散步,突然,她脖子上那条珍珠项链断了,珍珠洒落到水里。后来,奈温送给王光美一串缅甸特产的红宝石项链,并说:“我知道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王光美非常喜欢这串红宝石项链,在当天的晚宴上便佩戴上。虽然喜欢,王光美也就戴了一次,回国后便把这串项链上交了。

  1966年,正当刘少奇全心全意规划共和国未来、日理万机工作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还没弄清楚怎样去进行“无产阶级”时,霎时就已经处在风暴中心,被宣布犯了“路线错误”,被迫“靠边站”,就连他的名字也成为一切罪名的代名词。

  身处逆境的刘少奇,最感痛心的还是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共和国将走向何方。王光美记得,一天刘少奇说:“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毛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为丈夫担心的王光美接过了话头:“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可我是一名员!”刘少奇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震撼了王光美的心。两天后,刘少奇就路线问题直接向主席请责,并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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