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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公开顶撞的前前后后

  梁漱溟是我国的国学大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在解放前后都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梁漱溟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53年9月与的公开顶撞。至今还有一些评说的文章见诸报刊网站,可见其影响是跨世纪的。但是大部分评说文章,包括出自名家之手的文章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1980年代的某些旧思维模式。因此,这件事的历史真相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还原。现在就补充三件有关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件是为什么梁漱溟肯定“”?梁漱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的人。他的书的书名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另附有题记:“本篇为未刊遗稿,始作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屡作屡辍,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完。”梁漱溟为什么会这样肯定“”,让我们回顾一下1953年的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或许有利于揭开谜底。

  在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谈到到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时,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9月12日毛不点名地批评了梁的发言。到了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这些话的中心意思还是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9月18日梁与毛在会上发生争吵。

  事情过去不久,梁漱溟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在随后的闭门思过中写的检讨在此不再重复。有人以为,这些话时在当时情况下的应景之作。笔者不排除有些话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梁的真实意思。文革后梁回顾此事说道:“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绝不细谈。”

  梁具体有何不妥?简言之,撇开他自己认为的态度问题不谈,就其发言内容来说, “九天九地”也是不准确的。他讲这些话心中并无底。实事求是地说,他的线年梁漱溟应周恩来邀请进京后,由于历史上交往因缘,一度是的座上客。此后曾四次建议梁漱溟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但梁当时热心于去苏联搞研究,只去了一次工厂农村。所以并不了解当时农村情况,多年后他才觉得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好意。关于“九天九地”之说是他和一位老朋友彭一湖聊天听来的。所以,9月8日发完言不久,即感到自己不该把听来的话用于在这样国家级的严肃的会议上发言。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即举出数据,说明城乡生活差别并不大。这些话梁漱溟当然也听到了,也可以说是听明白了。这也就是从此以后,为什么梁漱溟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农民生活苦的原因。

  顺便提一句,笔者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那时的城乡生活水平之差距,比现在小得多。就拿始作俑者彭一湖所在的湖南省来说,1952年的城市人均收入为110.28元,农村人均收入为69.20,即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1.59:1。城市住房乃至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用钱,这个收入之差并不悬殊,应该说基本正常。再来看看湖南省2011年的城乡人均收入之差,情况就更清楚。2011年城市人均收入18844元,农村为6563元,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2.87:1,大大高过1952年的差别。全国2010年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更高,达到3.45:1,为湖南省1952年的两倍多。

  在此后的日子里,梁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刻认识到、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对于国家面貌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特别是对调动人的积极性能爆发巨大的力量这一点,他是一直推崇的,信服的。因此,他如此肯定“”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梁漱溟对“”造成的物资奇缺,甚至饿死人的现象不是不知道,但他所处的环境更加依靠正面渠道获得的消息,而负面的情况,他听到的少。

  改革开放后的也谈过对1953年风波的看法:“可能毛主席也有他的想法,国家事情这么复杂,你却在那里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过头了!”这番话也是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期的梁漱溟的。

  第二件是梁漱溟认错的问题。以往坊间和学界对梁漱溟是否向认错一直有争议,特别是有人热衷宣传梁的“不屈服任何暴力,铮铮铁骨,屹立如山”,“廷争面折”“犯言直谏”等等。也有人举出梁漱溟的话:“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正确理解梁漱溟的想法,也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梁漱溟心中那个“错”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所指一个讲话有错误,它的“错”,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态度和动机。关于态度和内容,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关于梁漱溟和的争论中,梁漱溟不认的“错”是不认他在动机上有错的这个“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简单地说,就是梁漱溟认为自己一直是支持党的的方针政策,而、周恩来等人却误会了他,认为他不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梁漱溟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他还说:“主席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的人,竟不得自明。于是有设法再觅机会复述自己发言之意。”他想让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他认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的想法。一句话,梁要求的是要毛承认梁是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总路线的。至于毛后来对梁的批评以致争辩,梁也认为毛说出的大都是气头上的线年事件后,对毛仍是尊敬的,在争辩中曾说出的“失去”对毛的尊敬,同样也不过是气头之语。1960年他的孙子出生,他亲自取名“梁钦东”,即钦佩之意。梁漱溟一直到辞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动机有错:即自己是反对总路线年,有些政治问题还有禁忌。因此,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梁漱溟生平》稿件形成过程中,官方要把梁反对总路线之类的说法写进去。梁的遗属的态度则是:梁漱溟生前不接受的说法,遗属们不能替他接受。如官方坚持要写,全体遗属将不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不写1953年这一段。如果拿句盖棺定论的话来说,梁漱溟先生从来没有反对过总路线。正如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的学生、秘书李渊庭先生所言,梁漱溟“从未动摇过对的信念。”

  这种信念可以说基本上使他认为党中央和都早已经谅解了他的1953年的顶撞。1953年事件以后,尽管梁经受了一段时间的大小批判,但梁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一直没有变化,这使梁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即中共领导人实际已经理解到了他的动机并没有错,完全是善意的。1953年11月11日,他将最后修改好的关于他对1953年9月发言的检讨《我要建议的是什么》一文交给他的学生和秘书李渊庭,请他送全国政协转。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1976年5月,他拣出该文的旧稿复阅,在该文稿后写了一段话备注,并盖上自己的印章以表庄重。这段备注写道:“惜我发言不慎,以致有破坏工农联盟之嫌。虽当场举手表决交政协给我处分,而卒不见下文。盖后来领导上知我原出善意。遂从搁置也。”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梁漱溟对当时的以为首制定的各项中央政策都是拥护赞成的。对于“”当然也不例外。在梁的哲学里,一直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特别肯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果了解到这个“错”不过是对梁的动机而言,关于梁漱溟是否向认错的争议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换句话说,梁漱溟一直到“文革”初期,都认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自己也是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何错之有?

  与此相关的是梁漱溟的第三件事,即为什么梁漱溟对毛选五卷的有关内容持保留意见?提到梁毛之争,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选集第五卷中的一篇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下称梁文)。自毛选五卷面世以来,几乎所有关于梁毛之争的文章都是以梁文为依据的。笔者发现,实际上以梁文为依据是缺乏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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