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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毛主席的胸怀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赢得世界!

  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容人,自然遭到火并。所以,有多大的心胸,才能干成多大的事业。的心胸能乾坤斗转,不仅在于能团结全党洪流向海,还在于能用民族情怀包容中国,包容那些阶级敌人、战争罪犯、政坛宿敌。他包容了中国,赢得了中国;他包容了世界,赢得了世界!

  蒋介石曾是的死敌,蒋介石屠杀那是极为狠毒,在白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蒋介石进攻红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被杀的血流成河。但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却能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放下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

  闻听“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高兴的忘了穿鞋,就往窑洞外跑。蒋介石叛变革命,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杀了多少红军和苏区人民。长征的路上,仅湘江一战红军就战死四万多将士。蒋介石还杀害了他的妻子杨开慧,并把人头悬在长沙城门等等。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做其他人的工作说: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就为了一党之私而杀蒋,那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同意把蒋介石放了,才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促进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众所周知,十几位亲人,包括6位直系亲属被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抱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溪口,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溪口的蒋介石故居与京、沪、穗等地的蒋介石旧居一样,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之一。的博大胸怀,赢得了他的对手和敌人的敬佩。

  毛主席与王海蓉有一次精妙绝伦的谈话。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为什么要七、八个呢?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只要他不杀人,可以作反面教员。

  就寻求两岸的和平统一上,也一直以民族情怀为重,将蒋介石视为“老朋友”。积极推动“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衷心期待“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

  杀降、虐俘,这是世界战争史的通病,唯自建军之初,就极为重视优待俘虏,并将其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一条。而模范地执行优待俘虏,这展现了的胸怀,更展现了的宽大。

  从建军之初,1928年,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又增加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后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

  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相比残杀、残暴对待俘虏的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执行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没有可比,堪称世界楷模。无论被俘官兵,还是日军被俘官兵、美军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当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俘虏,依依不舍的结束战俘生涯时,美国一家通讯社发文:美军不仅是败于战场,更是被一种文明所打败。

  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死亡。

  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屠杀前朝统治阶层人物,尤其是屠杀它的代表人物以绝后患,几乎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者一贯采取的手段。可不仅包容了1000万遗留军政人员,还创造出改造战犯的奇迹。

  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后,面对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极有气魄地决定:“包起来”!“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的指示,对留下的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政权当干部,有安排到参议部门,有根据自己意愿安排教学,有的干脆养起来。对起义人员,大体按原级别安排各部队。要求各级政府在遗留人员,注意发现建设人才,不光在专业上使用,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经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奠基人。

  解放之初,关押了大量战犯,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如何处理战争罪犯,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也很慎重:“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对926名国内战犯,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特赦的高级将领,愿留大陆的给工作,愿去台湾的给路费。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

  对969名日本战犯的改造政策:一个不杀,从宽处理。对这批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抚顺管理所实行“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经几年改造,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获释战犯成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一生,政敌多多,但没私敌。一生指挥作战无数,但没刑罚过一个政敌。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刚刚建国,急需建设人才。可1956年,为保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搞大鸣大放对自身“整风”,竟意外引来“”猖狂进攻,要请回来轮流执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梁漱溟晚年回顾整风反右,潸然泪下地强调:整风“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对某些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共抓分子569957人,远超五千人的预计。面对反右扩大化,为保护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毛为“”亲自下定义,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领导对“杀一部分、关一部分、劳教一部分”的意见,而对分子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群众监督,思想改造。

  由于有掌舵,50多万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一切政治权利。在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摘了帽。

  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交情深厚,又是批评,又是指责,大发连珠炮,把毛主席的领导说得一无是处,临了,还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这个雅量”,接纳他的意见。的回答:“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还对梁漱溟的反动历史作用“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等进行了15点批判。但反右斗争,梁漱溟并未划为。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我实在是感到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旧居门前,感悟当年和毛主席的争论,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他最后感叹说:“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1951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有18万人被捕,40人死刑。改开后的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有86万人判刑,2.4万人处以死刑。“反右”波及55万人,一个未杀,一个没有坐牢。“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波及300万人,仅北京大学校一级领导就被查处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为核查对象。

  1972年,福建莆田李庆霖因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口粮,没分红,生病请假没人管,给写信“告御状”。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的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为大解决生活困难,改开后清理“三种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总之,说起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运动史中没有。都说:将军臂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可心中装的是万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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